第312章 开中 简政（二合一 七千字）
开中盐法是最能体现明朝国力不断衰弱的一个具体事例，而且从中能体会到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以及王朝灭亡的必然性。
越是深入，就越会发现在封建王朝这个框架内，所有的努力都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没有万世不变的完美制度。
因为明初几十年实行的开中盐法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参与各方的利益。从当时的角度来说，开中纳盐就是相对完美的一项制度，所以《明史》中有言：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但是到正德五年，所有的一切都大变样了。
首先，盐业自春秋以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历朝历代都把盐法作为国政中最为重要的几项政策之一。
因为盐业有两个特点。其一，食盐生产受产地所限相对集中，所以容易被控制；其二，食盐是人体必需品，所以利润丰厚。
《汉书食货志》记载商人‘役财而骄又不佐国家之急’，这些商人从事的行业要么是煮盐、要么是冶铁。
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面对北元残部的威胁，因其游牧的特性，在茫茫大漠之中难以寻找，所以始终无法彻底消灭，即便打跑了，过上几年蒙古人又会内迁‘驻牧’。
所以大明不得不在西起甘、凉，东至辽东的漫长国境线上驻扎重兵，这样，就需要大量的供给。
然而粮食运输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粮食不方便保存，容易变质，且路途非常遥远，主要产粮的关中、中原地区距离边境防线都有数百里至上千里，北方也没有河道进行水运，所以如果官方来运送这些粮食就是沉重的负担。
“压低归压低，朝廷的收入它不能够少。这一机构和官员便置于户部之下吧，由尚书直领。盐场收入下降朕不管，国库这点儿地方户部得给朕填满。若是愿意断自己的路，那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
这样一来米贱银贵的局面不再，而又回到了米贵银贱。
在微观层面，盐法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叫灶户，灶户负责生产食盐，相当于种地的农民。
这是从宏观角度来看盐法的败坏。
当然，弘治五年这次改革的破坏性依旧很大，最直接的就是直接消灭了商屯。
顾佐是技术性官僚，他已经探明了皇帝的口风，取得了支持，于是更加等不及，“阁老，盐法之坏已深入骨髓，早改一天，则天下百姓俱得其利，晚改一天，则天下百姓俱受其害！这事等不起啊！”
顾佐听完之后大受启发，也大为震惊，“陛下之言振聋发聩，圣明无过陛下。不过臣在想，所谓的拍卖大抵也会有官员从中寻利，负责该项事务的官员必为盐商所捧，一旦有失于监管，便是故意压低拍卖价格也是有可能的。”
他现在所能看到的，大概就是灶户生活艰苦、盐产量呈下降趋势、官盐质差价高、私盐泛滥成灾、边疆商屯废弛、
这种说法是比较切乎实际的。
这个法子有些大胆。
李东阳看到他的奏疏也一样是皱眉头，“陛下有意革新本是好事。可开海之事刚刚平息，朝中上下仍有怨气，此时骤而动盐法，是不是略显得急躁？”
朱厚照解释道：“若是边境地区有战事，则朝廷所拍的盐场可定八成本色二成折色，若是承平之时，则可定为二成本色八成折色。谁想拍得盐场的经营权，肯定是先满足这个要求才行。这样也可以避免守支的问题，因为盐场为商人自身所经营，他想何时产盐就何时产盐。”
所谓本色，就是粮食。折色就是银子。
“老夫不是不要你改，老夫说了，陛下欲革弊政，起新朝之气象，这自然是好事。老夫的意思，你稍等上几个月，也许会更容易些。再有，陛下从未见过盐商，所说的拍卖之法也没有完全说死。可见陛下也有尝试之意。礼卿何不趁此机会详加考证？岂不知越是重大的国政，越要谨慎。”
朱厚照点点头，
顾佐过来禀报这些问题，肯定也是带着解决办法来的，不管有没有效果，至少是他自己一直思考的办法。
所以真正的利益获得者，也许不是叶淇。
这是专制皇权的宿命，那样的局面也一定会出现的，所以能咋办呢？
人治的天下，那个人如果不靠谱，什么制度能管用？
因为长途运输始终面对成本极高的问题。所以商人想出一个办法，我为什么不能在边疆地区直接开垦土地、种植粮食呢？
“你先不必着急，咱们只是先议一议。弘治五年，当时的户部尚书改革了开中盐法，其目的一是解商人守支之困，二是增加了太仓收入。朕这个法子并非是拍卖盐场的产权，盐场还是归于朝廷，拍卖的是盐场的经营权，所得收入也可抵盐引。”
“亦或者，可以在支付方式上再做文章。譬如说拍卖价稍低些，但是要盐场每年收入的二成归于朝廷，不过这种复杂的设计，朕并不推荐，每多一道程序，都是贪墨的空间。”
所以不能够往回改，官商、本质上也是一种官办，而官方进行统一生产、统一销售，这样过不了几年就会有大量的腐败问题，而且官员的行事效率大大低于商人。
到了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对开中盐法进行了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将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境地区换取盐引改为商人直接向盐运司缴纳银两获取盐引。
朱厚照嘴角一弯，“也不尽然。朝廷可以接受不同的支付方式。”
现如今大明的盐法已经是败坏的局面，这样改动一来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朝廷的收入，二来可以甩掉大包袱。最关键的是大大降低改革的难度。
总之一句话，盐法已坏而依附于其上吸血的人太多，而原本那是属于朝廷的收入。
若是收入差不多，其实这样也不是不行，即便没多少增长，但至少甩掉了一大批贪官。盐，这里头的腐败官员实在太多。
这个时候灶户怎么办？
为了活下去，就只能偷偷的把自己产出来的盐拿出去卖掉。于是私盐的源头出现了。私盐出现以后，又进一步削弱了官盐对商人的吸引力。
但相比于巡盐御史、盐运司、盐课提举司等这么多机构、官员，只负责拍卖这一职能所需的官员会大幅减少。
商人？对，部分盐商通过官商结合获得了利益。
“如此一来，西北的商屯，也就无法再恢复了。”
其实咱们祖宗确实聪明，很多制度设计的都很精妙，但毕竟局限于时代，譬如说这个不同的支付方式。
顾佐退下之后也没闲着，他寻着合适的时机去了李府一趟。
朱厚照想了想，“确实有这种可能。如此，就要行政干预，罚钱抓人都可为之。”
支取食盐以后，他们再分销给‘水商’，所谓水商就是沿着水路将食盐销售出去的群体。
朱厚照摇摇头，“非也。朕不会将盐场免费交给盐商，而只是将经营盐场的权利拍卖给盐商，朝廷固定取得一个收入。剩余的由商人自负盈亏，他们赚多赚少都与朝廷无关。”
再后来，商人根据自己在开中法中扮演的角色又开始分化为边商、内商和水商。
这个做法在当时是赚的，因为太祖施行开中法那会儿西北是米贵银贱，所以朝廷征得是米，
但经过上百年之后，西北粮价很低，属于米贱银贵。有些官员就动心思要改征米为征银。
也许是被称为统治阶级的一群人。
一句话，绝不可能。
朱厚照摇头，“朕不会将所有的盐场拍卖给一家或是几家，必然是多家经营，并且不再有区域限制，若是谁家的盐贵，百姓可以不买。”
道理很简单，你手里有盐引，侯爷手里也有盐引，你说盐场给谁支盐？
而对于顾佐来说，他看不到那个问题。
相反，如果是一套相对复杂的盐政，那么推广下去也必然是困难重重。
整体上来说，其实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粮食生产。
这一下子就将盐法从官办商运，改为了商办商运。朝廷成了甩手掌柜，除了拿一笔固定的收入，其余的都不再管，最大程度的降低自身的成本。
这与内地的粮价几乎趋同。
勋贵、内臣？也对，这些人不断的通过向皇帝奏乞‘盐引’的方式来获利，而且商人中盐有数额限制，即不许过三千引，但是成化皇帝大笔一挥就给了万贵妃的兄弟万通淮盐五千引、赐给皇后母亲段氏两淮官盐两万引。
因为如果硬要去梳理现如今盐法里的线条，那么不杀个血流成河是做不到的。
然而另起炉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不管过去有什么猫腻，那一套朝廷不玩了，皇帝不会去细究，巡盐御史或是盐运司到底贪墨了多少银两，反正打包在一起全部扔掉。
顾佐作为这个年代的官员，站在朝廷的角度考虑，天生的就有一种想要控制食盐的倾向。因为食盐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战略物资。
“再有，大明有200多个县产盐，每次拍卖必定不是全部拍完，而是要呈现一种梯次顺序，比如说第一年拍四十个，经营权为五年，第二、三、四、五年一样，到第六年时，第一年所拍出去的盐场又可以重新进行拍卖，如此循环罔替，则朝廷每年都可以获得拍卖盐场的收入。”
“……如此说来，朝廷只能另起炉灶了。”皇帝发出这样的感慨，“还是说，礼卿觉得可以再将盐法改回去？”
因为不再需要粮食了。边商只能‘商屯撤业’。
洪武初期，灶户产盐一引给米一石，称为工本米。洪武十七年，朝廷将工本米折钞，但是大明宝钞贬值严重。而且还要忍受‘总催’之类的上司勒索、欺压。身上有几个钱也给敲出去了。
支盐以后，这些盐要送至指定的批验所核验，核验无误以后就可以送到指定区域售卖。
商屯消失、军屯败坏，也没有人再给边疆地区输送粮食，朝廷每年拨的是军饷。所以西北是粮食输入越来越少，银子输入越来越多。
这从永乐年间就开始了，永乐皇帝五征漠北，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
所以就有记载：当是时，商人有自永乐中候支盐，祖孙相代不得者。
其实即便这样改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法子。
边军生活成本的增加，导致朝廷的军事开支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边军的作战能力又不断下降。一旦遇到真正的军事危机，就不得不启用募兵制。
所以正史中除了弘治五年叶淇改革，万历年间袁世振盐政改革也不是往回改，而是施行所谓的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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