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单章：制度与风气
再发个单章，谈谈晚唐、五代军事制度以及风气变迁的问题。
先从一个故事讲起吧。
后唐应顺元年（934）3月，闵帝遣军攻打凤翔府的潞王李从珂。
李从珂登城痛哭，因为他跟随李嗣源常年征战，战功赫赫，威望较高。军士们见他痛哭，纷纷感泣。而闵帝李从厚虽然是天子，与大家在制度、道义上有君臣之分，但他才二十岁，光没有威望这一点，就注定要完蛋。
于是发生了战场叛乱，部分围城军士倒戈，支持潞王，并突然下手，击败了懵逼中的其他部队。
凤翔虽然解围了，但李从珂也很清楚，要想获得军士们的支持，除了他的赫赫战功带来的威望之外，还需要钱。不然的话，即便将领支持你，普通士兵也不支持。
于是“潞王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
李从珂基本把能拿出手的东西都搜刮出来了，同时许诺至洛阳后，给愿意跟着他造反的士兵，人赏一百缗钱。
闵帝听闻，“乃召将士慰谕，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府库不足，当以宫中服玩继之。”
李从珂赏一百缗，闵帝赏二百缗！
听起来似乎反了，李从珂是造反的人，处于劣势，应该赏得更多。闵帝是皇帝，应该用更小的代价来驱使军士。
因为主力都被李全忠带走了，留守幽州的兵少，节度使李可举绝望之下，全家自焚。
在他晚年猜忌杀功臣前，他的部队是很少有人叛变的。杀功臣后，叛的也是将领，而且是地方部队，他的禁军依旧稳如泰山，士兵作乱极少，甚至接近没有。
反观皇帝李从厚，在武夫们眼里，他算什么东西？打过仗吗？有战功吗？连这些都没有，你有什么资格当皇帝？
李从珂事先许诺一名士兵100缗钱的赏赐，到洛阳后，问王玫有多少钱，答有数百万缗，差不多够了。但事实上，因为闵帝着急忙慌之下滥赏，钱已经没了，只剩两三万，怎么办？
“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赴井。”
到北宋开国时，存在六十多年了，敢拼命的少了，亲党胶固的老油子、混子多了，战斗力不行了，同时武夫们的心气也不行了。
恰恰就是他知道光靠制度约束不住这些武夫，必须个人威望与制度相结合，才有可能产生效果。
再回到之前的故事。
天成元年（926），邢州左右步直兵赵太等四百人作乱，“据城自称安国留后。”
作为镜像对比，赵匡胤其实也赖过账。灭南唐，最终发放的赏赐与战前许诺的赏赐不符，缩水严重。
威望，威望，威望，重要的说三遍。
首先，禁军士气低落，不肯力战了，因为皇帝赖账。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身为皇帝的李从厚其实是处于劣势的，所以要赏赐更多。
（二）幽州镇。
在大一点的藩镇，都教练使是最先出现的，把士兵的训练权拿走了。
看到没有，禁军将士根本看不起二十岁的皇帝李从厚，被派出去平叛的那一刻，就已经想好要投潞王了，再收一遍钱。
其次，支持李从珂的地方将领、军队也没得到赏赐，人人都有怨气。
其实不得不提一下朱温这个人。
这是极其不容易的。
研究中晚唐历史的学者，比较激进的甚至认为唐武宗会昌年间，全国总人口可能已接近恢复至天宝年间。
朱温其实很厉害。他也是威望与制度相结合，到死禁军都没乱，甚至他儿子时，禁军也还算听话。
这是威望，这是人心，有时候是可以当钱用的。
答案我以前讲过，威望。
再加上五代朝廷不断削藩，为此献祭了好多个皇帝。到郭荣去世前后，成果斐然。于是人心思定，没人想折腾了。
即便拿北宋的军事制度，套到唐末、五代前期，那也是约束不住这帮武夫们的。
这些事件说明，中晚唐时朝廷、节度使一直在想办法制度创新，约束士兵。这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比如训练权、后勤权、调兵权都被幕府收走了，衙将平时接触不到部队，造反很麻烦，只有想办法接触部队，才有那么一丝机会。
昭宗时，刘仁恭出动十万步骑。
到了朱温晚年，河北多次成为主战场，人口损失速度加快。
那么，为什么还三番五次有人造反呢？因为制度只能防住大将，防不住士兵造反。
需要赏“数百万”，但只有“二十万”，没办法，只能继续收钱，比如以京城所有人的房屋估值，预收数月租金等等，同时修改赏赐标准。
朱温的部队不是继承来的，是他白手起家拉起来的，和主角一样，威望较高。
再一个佐证。《太平寰宇记》记载的唐后期幽州8县96乡，比起开元年间是增多的。这就是低频率战争下大体和平时，发展一百多年后的结果。
拥立李从珂的军士回洛阳后，得意洋洋，面有骄色。
再说下北宋的军事制度，它是怎么来的。
再有就是著名的泾原救火事件，有人故意在城外纵火，骗节度使段秀实集结部队去救火，以便作乱。段秀实不上当，天明后把昨夜要求救火的人全杀了。
与之对应的，是整个北方社会经济的崩溃，人口锐减，全社会风气、共识的转变。
随后出现了供军使，把后勤供应权拿走了。
在此之后，人一旦突破了下限，开了这个头，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主角占了地盘，有进展了，才叫不水。老实说，写战争场面，我写得很快。相反，写有些人认为水的章节，才真耗费我的时间。
制度有作用，但绝对不能认为有了制度就安枕无忧，那大错特错。现代社会都有你法我笑的事情，在人执行制度的时代，社会风气和共识的影响是巨大的。
简单来说，后唐潞王、闵帝的这场皇位之争，把五代军士风气拉到了一个新的下限。
赵太只是一个大头兵，聚了四百人，就占了邢州，嚣张不嚣张？你防得住吗？
后梁比起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出众的，说白了还是和朱温白手起家有关。而且当时风气还相对纯洁，没有经历后唐末年刷新下限的事情，武夫们还没有“将益骄”、“士益堕”。
（一）成德镇。
五代的风气，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点一点堕落败坏下去的。
“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
广德二年（764），诏令河中藩镇兵西行，抵御吐蕃。部队集结起来了，当天晚上，“军众喧噪，劫节度使崔寓家财及民家财产殆尽，皆重装而行，吏不能禁。”
李从珂进洛阳前，“帝之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既至，问三司使王玫以府库之实，对有数百万在。既而阅实，金、帛不过三万两、匹。”
但武夫们没作乱，认了。有没有发现心气方面的变化？
当然也不是没有副作用。赵二在幽州城下，好好领教了一把阵前讨赏。因为他也赖过账，赵大、赵二兄弟就没一个讲话算数的，全他妈忽悠人，于是临阵邀赏，要你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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