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五四章 一钱多花《新顺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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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五四章 一钱多花

这种潜意识里涌出的“下作”的商人思维,把皇帝自己都弄得内心都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贵为天子,怎么会有这么最贱之人的思维方式?
待这种心思消退,皇帝却还是不得不考虑钱的问题。
缺钱。
户政府能出一部分,但肯定不够。
内帑今年也没有多少剩余,很多钱要投入到南洋贸易之中作为股本,而且之前还收购了一批肉桂槟榔宝石,现在还没出货,押在仓库呢。
外加对官窑瓷器作坊的投入、对西洋贸易的入股,若不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就不得不等着这些钱慢慢生息。
这时候是取不出来的。
对南洋战争,花的是内帑的钱,这些钱肯定是赚的,但肯定不可能今年打完南洋明年就连本带息都回来了。
刘钰引用太宗皇帝的话,说人的生命谁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而大顺的记忆里,太宗皇帝确实是天下未定而崩殂的,荆襄之战后确实没活几年,这种事谁也说不准。
故而皇帝是想着,既是要干,那就晚干不如早干。
刘钰既说能借到钱,实在不行借点钱用也不是不行,周转一下子,也好过加增“淮饷”,引得天下出乱子。
如果真要治理淮河,明年就要把漕运停了。
趁着冬天,治理淮河的钱得出。
那漕工的安置,这些钱也得出。
全算下来,可就不是三千万两这么简单了。
不借钱的话,就得一点一点地攒。攒到啥时候呢?攒十年后,假设一切风调雨顺,钱够了,万一自己嘎一下没了呢?
打印度,真要能收税的话,确实也能赚钱。
但刘钰坚决反对在印度上冒进,这时候全力进印度,就是在和英法为敌。
这玩意儿还是要靠分化瓦解,而且现在打印度意味着贸易停滞,大顺好容易在欧洲打开的贸易局面也就全毁了。
英法合力,能让大顺的货船,连非洲都过不去。
对内加税、或者对内改革呢?
加税是不考虑的。加税意味着出事。
对内改革,皇帝也不是不知道松江府那边建议试行十一税的好处。
但一来,这种事难做。
二来,这需要大量的新学学子,进入官吏系统,对抗本地士绅。这会引发儒林的极大反感,并认为这是朝廷在用微末之学来对抗圣人弟子。
三来,这是挖天下士绅的根。
士绅靠的是免役、免摊派,不是免税。
所以对士绅来说,税率越低越好,因为他们合法地纳税、理论上没有坑国家一文钱。
但这么低的税率,国家到底够不够用、基层要不要摊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力役、摊派,和他们无关,本来也不是“合法”的税收,他们大义在握。
地方官随便加税,当然是苛政猛于虎。《打渔杀家》都知道,收税得看户政府的文书。
如此种种,借钱也不失为一种考虑。
虽然说,历朝历代,问商人借钱这种事,要追述到汉代了。
可如今既大不一样,开历代之先,借钱也不是不行。
但既然是借钱,就得还呐。
刘钰也说了,盐商和其余工商与海外贸易的区别,意思便是捐助什么的,找特殊地位的盐商;而盐商之外,只能借,不能捐。
借,可不是得还嘛。
正想着呢,廖寒辉进言道:“臣以为,若能治好淮河,劣田变为良田,田主得了利。若这劣田,原本价值二两银子,如今变为水浇田,价值增至四两。”
“二两变四两,其中二两的增值,朝廷是否可以收一半呢?”
“若是一年之内加诸于上,或许拿不出,那么将这一半的增值地钱,分为五年征收。”
“其次,若陛下废漕改海,民间劳役减轻,漂没耗损的负担也减轻了。是否可以增税呢?”
“既是要治淮、水利、灌溉,就需清查田亩。确定田亩数后,若真能保证十而税一,或者八而税一,民间负担反倒比三十税一要轻。”
“如此,二三十年内,这治淮费用,当也收回了。”
“臣以为,治淮需三五千万两,这是一年收入,朝廷管着偌大天朝,自不可能将全部的钱都投入淮地。”
“今日补淮,明日增淮之税而补他处,未为不可。”
“只要治好淮河之后再增,百姓也不会有什么怨言。而且若真能取消漕运,即便加税,百姓的负担也是减轻了的。”
廖寒辉这些年一直在黄淮区,对皇帝诉说的“朝廷做鸵鸟”的说法,当真是理解的相当透彻。
百姓的负担到底是不是国税?
廖寒辉自是清楚。
他觉得自己这个办法,算是跟松江府那边试行的印花税学来的。既然做生意的,入股票据交易的时候,按照交易价格来交税。
那么,土地从劣田变为水浇地,增加的部分,除了增加原本的亩税之外,完全可以视为朝廷投资的一部分回报。
把土地从劣田变为良田的增值部分,取出一部分交给国库,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治淮的钱,是各个省凑的。国库没钱也不行,将来别处遭灾了,也得用国库的钱赈济,让淮民偿还各个省凑出来的治淮钱的一部分,也未尝不可。
这和后世不一样,这三千万,就是大顺一年官方的财政总收入。后世治淮河也好、治黄河也罢,没听说有投资需要一年财政总收入的。
廖寒辉也知道这个数额对大顺来说,着实是大了点。就算大顺如今还有海外贸易的收入、工商业的收入,真要是治淮,怕也会留下一个顶大的财政窟窿。
他这想法,也只是一地一府的视角。
皇帝对此不置可否,并没有斥责,也没有称赞,而是问刘钰道:“兴国公不知治水事。但于钱上向来看的紧。”
“若朕真欲废漕运、治淮河,爱卿可有什么策略?”
刘钰多少年前就琢磨着废运河、走海运的事,哪能不做提前的准备?
如今皇帝不问他这件事应不应该做、而是问他这件事要做该怎么做好?
这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回答。
于是他便将这些年对于漕运、海运、漕工等等问题的考虑,一一陈奏。
总结起来,无非两句话。
漕工组建厢军。
漕米买扑承包。
这两句话可以概括的策略,让皇帝陷入了沉思。
说起来也简单,听起来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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